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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治理秩序从哪里来 又往何处走

（2018-01-11 出处：上海证券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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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施罗德《坦言》、 　　阿米塔《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岁末时分,我通读了两本书。一本是由政治人物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同媒体记者访谈对话方式出版的《坦言》;另一本是由印度裔加拿大籍学者,曾任过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掩卷回味,若将两书关联起来综合比较,更可透示出一些意义。特别对观察西方变化、地区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展,会产生某些有意思的思考。 　　这两本书的原著都初版于2014年,均为有关政治、国际关系、地区和全球秩序及其治理的话题;都有些观点值得关注与思索;皆有着对西方理论与现实的反思;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都给出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观察和中肯评价;对地区和全球治理,尽管各自视角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提出了建议,作出了展望。 　　两位作者同处西方世界,一位是老资格政治人物,一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在各自书中秉持的还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也都是西式话语逻辑体系。尽管相关判断与观点有所差异,但对地区与国际政治秩序的评述,尤其针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观察与分析,都未能摆脱 “二元对立”的西式价值观与逻辑视角。如果他们两位今天再来审视,鉴于西方和全球快速而巨大的变化,想必一方面满意于当初在书中作出的一些判断,另一方面也可能针对更多话题在更大程度上修正当初的看法。 　　至少,无论是有着相当励志经历亦较为成功的政党与国家领导人,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2014年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英国居然会“脱欧”,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也无任何政治理论训练的特朗普,竟然能打败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建制派而当选总统,更想不到上任后的特朗普会强烈质疑和批评多边主义,并毅然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抛弃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并再度宣布退出由美国一手主导创建的联合国框架中的“教科文组织”。 　　虽然这两位作者都谈到了中国,总体上都给出了较为积极评价,但都没料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迅速,变化得如此之快。尽管在其各自成书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倡议,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倡议由理念转为实际行动竟如此高效,“一带一路”已成了全球性重大新型公共产品,原本只是设想为亚洲区域性发展机构的亚投行,如今已凝聚了各大洲81个成员国,而且成员国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他们两人所在国家亦参与其中。 　　相比较而言,这两位还算是西方精英中相对不那么保守的人物,但终究没能跳出那个西方体系。 　　格哈德·施罗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这一党派的核心理念是争取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作为中下层平民子弟的施罗德,他从小五金店学徒起步,到争取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一路奋斗成德国社民党主席和联邦总理。执政时,他全力推动德国的体制改革,把振兴经济的重心放在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曾作为州政府代表担任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主席团成员)上,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事业,力挺欧元。他坚持认为,德国在欧洲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德国已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盛。但是,这一现状不应导致德国的政策仅仅局限于以舒适的方式分配福利,而把不舒适的决策推诿给未来几代人。德国需要坚决转轨,与时俱进续写改革日程,从而使这个欧洲最大的国民经济体,即使身处全球化变革和欧洲危机中,也依然具有竞争能力,依然能确保就业岗位。而欧盟也必须走上政治和经济的崭新道路,进而使欧洲大陆能在21世纪的世界继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阿米塔的印度裔身份,可能使其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认识理解有着不同于西方保守派的观察视角,能比较切实地从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出发,来认识和理解有关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国际关系诉求的选择。尤其,他考虑到长期遭受西方入侵殖民及其产生的影响,使其认识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对“民族主义”、“独立自主”、“主权统一完整”、“不结盟”、“平等相处”、“互不干涉内政”等,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解、注重和坚守。这使他比起西方保守学者视野更宽泛些,认识更客观些,分析更深刻些,眼光更长远些。因而,无论是对二战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还是欧盟模式的地区主义,都多了一层批判精神,看出了这类全球性和地区性机制的狭隘性、伪善性、胁迫性、局限性及其特殊性。 　　阿米塔明确反对那种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稳定论”,并有力地驳斥了“美国世界秩序终结”后全球会变得不稳定甚至混乱的观点。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西方垄断的全球话语体系中充斥了太多不真实的溢美之词,掩盖了这一秩序的阴暗面及其从未中断的被抵制。今天我们面对的新秩序,阿米塔认为称之为“多极世界”并不完全正确或恰当,或许该称为“复合世界”。这是一种更加地区化和多元化的秩序,一个去中心的世界,但却由网络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对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国情和需要而共同建立的地区合作机制,阿米塔给予高度肯定,尤其是针对由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创设的合作组织(如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等),及其定期互动。阿米塔认为,这些地区的合作机制不仅没有使全球性秩序“碎片化”,反而更有利于世界治理。他指出,新兴发展中国家尽管“有很多局限,他们确实挑战了仍被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之处……他们也对国际体系注入了多元的文化和知识传统……他们不可能默许西方在21世纪主导全球规则制定和秩序建立。” 　　也许是由于这些特立独行的视角、认识、观点与判断,阿米塔才被其身处西方的学界贴上了“非西方学者”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仍是西方知识传统、政治价值观、概念逻辑话语体系的信仰者使用者。只不过,他感悟到了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的潮流。那么,那些有着纯粹西方背景的学者会怎么样呢?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在进入21世纪后于2003年出版了《天堂与权力》,把那时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世界”描述成简直如“天堂”一般,视线所及都是“权力”,根本没有“责任”和“约束”的存在;但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还是这位卡根,又出版了《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仅从书名上就能看出,作为保守派代表,卡根在美国危机与新兴国家快速崛起面前,是多么无可奈何。 　　由此,即便阿米塔认识到新兴发展中大国的领导潜力与影响力,但他还是认定,“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新兴大国能够足以创建一种“可信的替代选择”。 　　阿米塔的总体判断是,全球已进入一个“去中心”的多元而复杂的“复合世界”。不管针对过往的还是正在兴起的世界秩序,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他强调,应当综合高度(世界政治的复杂性)、长度(重视地区性秩序建构的作用)、深度(新兴大国的领导潜力)、时间(不能再拿过去的欧洲知识与实践作为当今和未来世界的标准)四个维度。这显然比“自由主义霸权理论”的视角“更广阔更全面更长远”,因而有着积极意义。 　　坚定推进欧洲一体化、维护欧盟事业的施罗德,在学者阿米塔的理论中得到了支持,但欧盟模式在后者视野里仅是地区主义的一种选择而已,是特殊的,并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不具备普遍性。 　　现在看来,对于国际关系原则和世界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前景,这两位作者在其书里未能认识到或者感到困惑而不清晰的,正被基于更加深厚的历史意识、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以及更加强烈的前瞻意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所廓清、拓展和切实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治理原则,“开放交融”、“包容联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不正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核心内涵么?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这两位职业身份不同却有着对政治与世界治理体系共同探讨兴趣的作者有基于新变化的论著面世。